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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家下岗

1999-05-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潘小松 我有话说

麦克尔·林德(Michael Lind)说,在文化的时间长河里,公元1999年更接近1699年,而不是1899年或1799年。他老先生以为,这是欧洲文化独自变化的结果:艺术领域的浪漫派和现代派“宗教”在近期突然解体,艺术从核心位置日驱边缘化。艺术“宗教”的灭亡同19世纪20世纪其他世俗教条的自生自灭一样引人注目。

1900年,音乐与绘画新的流派能引起争议甚至骚乱;而到了1999年,受过教育的公众对流派风格的兴趣还不如对计算机上“黄毒”的兴趣。城市还在建艺术博物馆和音乐厅,但这也只流于形式。

文学的情形也一样。几十年前,戈尔·维达尔和诺曼·梅勒以他们小说家的声誉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而今天要想有政治影响,马克·海尔普林得去给鲍伯·多尔写演说辞。60年代,“诗人反战”在精英圈里尚属新闻。今天,那样的新闻效应如同“风景建筑师反对美国的贸易政策”。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革命消灭了贵族和特权文人阶级,艺术家于是得以扮演重要角色。今天的贵族则是由影星和歌手构成的,而不是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和指挥。今天的知识阶层是由记者、专家、智囊顾问、政治史家组成的,而不是小说家和诗人。文学家之声称在政治话语里的权威之音,也只能是以选民的身份来提,由种族和性别来界定,而不是以职业成就来划分。

林德的文章写到此,不禁发问:艺术家权威之失落原因何在?他自己的答案是民主和自由的传布。在19世纪的法国、哈布斯堡时期的意大利和前苏联,雨果、威尔第和索尔仁尼琴之类的作家音乐家能成为自由或异己的象征——这种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只有记者和政客来扮演。在美国和英国,审查制度的取消使浪漫派—现代派艺术家的作用也淡化了——他们曾是性解放的先驱。曾在劳伦斯、米勒、德瑞尔、王尔德或纪德作品中寻找灵感或刺激的人现在只消去看拉瑞·弗林特(Larry Flynt)。

林德替艺术“宗教”的衰落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识的回归。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神话中,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有造诣的艺人,而且是超人的变体,应当受到同类的崇拜。今天,诗人不过是在课堂上教写作的教授之流,他们的德性只有家人和同事关心。

林德以为艺术家的失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艺术家再也不用充当受压迫者的代言人了,再也不用充当新时代的文坛盟主或高级制“黄”者了;艺术家可以集中精力于自己的艺事了。纵使不去自杀、不进监狱、不去流亡、不穿奇装异服,艺术家的天才也会被人承认。在21世纪,作家、戏剧家、音乐家或视觉艺术家会像莎士比亚、海顿或拉斐尔一样遵纪守法,一样成功,并得到一样的报酬;这一点大概毋庸置疑。在未来的世纪,小说家和诗人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但他们的地位不会有“大写”的那么显赫,如同中世纪骑士那样。在人类第三个千年纪,如果有人把一生的职业定在写小说或诗歌上,人们会感觉古怪兮兮的,就像19世纪前有人这么做一样。

未来的人们看我们对艺术原创性的观念有如看我们对文学专业化的观念一样会感到希奇古怪。大多数“前现状”小说和戏剧都不是“原创”的,其人物和情节用的都是前人的。在这方面,好莱坞的剧本作者比当今自传体小说家和忏悔诗人更像传统作家,他们会重写佐罗的故事或泰坦尼克故事。在文字历史上,作家向来是“再作家”。麦克尔·林德(MichaelLind)说,在文化的时间长河里,公元1999年更接近1699年,而不是1899年或1799年。他老先生以为,这是欧洲文化独自变化的结果:艺术领域的浪漫派和现代派“宗教”在近期突然解体,艺术从核心位置日驱边缘化。艺术“宗教”的灭亡同19世纪20世纪其他世俗教条的自生自灭一样引人注目。

1900年,音乐与绘画新的流派能引起争议甚至骚乱;而到了1999年,受过教育的公众对流派风格的兴趣还不如对计算机上“黄毒”的兴趣。城市还在建艺术博物馆和音乐厅,但这也只流于形式。

文学的情形也一样。几十年前,戈尔·维达尔和诺曼·梅勒以他们小说家的声誉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而今天要想有政治影响,马克·海尔普林得去给鲍伯·多尔写演说辞。60年代,“诗人反战”在精英圈里尚属新闻。今天,那样的新闻效应如同“风景建筑师反对美国的贸易政策”。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革命消灭了贵族和特权文人阶级,艺术家于是得以扮演重要角色。今天的贵族则是由影星和歌手构成的,而不是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和指挥。今天的知识阶层是由记者、专家、智囊顾问、政治史家组成的,而不是小说家和诗人。文学家之声称在政治话语里的权威之音,也只能是以选民的身份来提,由种族和性别来界定,而不是以职业成就来划分。

林德的文章写到此,不禁发问:艺术家权威之失落原因何在?他自己的答案是民主和自由的传布。在19世纪的法国、哈布斯堡时期的意大利和前苏联,雨果、威尔第和索尔仁尼琴之类的作家音乐家能成为自由或异己的象征——这种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只有记者和政客来扮演。在美国和英国,审查制度的取消使浪漫派—现代派艺术家的作用也淡化了——他们曾是性解放的先驱。曾在劳伦斯、米勒、德瑞尔、王尔德或纪德作品中寻找灵感或刺激的人现在只消去看拉瑞·弗林特(LarryFly?nt)。

林德替艺术“宗教”的衰落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识的回归。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神话中,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有造诣的艺人,而且是超人的变体,应当受到同类的崇拜。今天,诗人不过是在课堂上教写作的教授之流,他们的德性只有家人和同事关心。

林德以为艺术家的失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艺术家再也不用充当受压迫者的代言人了,再也不用充当新时代的文坛盟主或高级制“黄”者了;艺术家可以集中精力于自己的艺事了。纵使不去自杀、不进监狱、不去流亡、不穿奇装异服,艺术家的天才也会被人承认。在21世纪,作家、戏剧家、音乐家或视觉艺术家会像莎士比亚、海顿或拉斐尔一样遵纪守法,一样成功,并得到一样的报酬;这一点大概毋庸置疑。在未来的世纪,小说家和诗人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但他们的地位不会有“大写”的那么显赫,如同中世纪骑士那样。在人类第三个千年纪,如果有人把一生的职业定在写小说或诗歌上,人们会感觉古怪兮兮的,就像19世纪前有人这么做一样。

未来的人们看我们对艺术原创性的观念有如看我们对文学专业化的观念一样会感到希奇古怪。大多数“前现状”小说和戏剧都不是“原创”的,其人物和情节用的都是前人的。在这方面,好莱坞的剧本作者比当今自传体小说家和忏悔诗人更像传统作家,他们会重写佐罗的故事或泰坦尼克故事。在文字历史上,作家向来是“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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